南昌路地处黄浦区与徐汇区的交界处，是闹中取静的一片区域。上世纪20年代，当时的南昌路叫环龙路，是为了纪念在上海第一起空难中遇难的飞行员环龙而命名的。

  今天的南昌路由原来的环龙路与陶尔斐斯路合并而来，全长1690米，宽14米到15米，街道两边错落分布着一些法式建筑和老上海石库门建筑。

  这条路，在中共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毛泽东同志更是意义非凡。其中，老渔阳里2号（南昌路100弄2号）是毛泽东联结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纽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南昌路180号）是毛泽东推动中共重视农民问题的引擎，大同幼稚园（南昌路48号）更是毛泽东托付血缘亲情的摇篮，深深烙下了毛泽东同志的足迹与牵挂。

  老渔阳里2号

  在理论和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蹴而就。

  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但当时（1916年—1920年）中国流行的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在北大，无政府主义思想十分活跃。李大钊虽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一度同情无政府主义；陈独秀在1920年之前则不是一个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题为《民众的大联合》。该文提出，要把中国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根本的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而要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又必须以各行各业“民众的小联合”为基础。

  此时，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似乎“革命就是联合”，还没有深刻意识到阶级的划分。他曾经对斯诺说过：“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过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总的来看，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对于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共产主义强调人类最终要取消国界、实现大同。因此，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到中国的时候，与无政府主义相混淆，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真正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就必须走进南昌路上的老渔阳里2号一探究竟。

  1920年5月，毛泽东到达上海。这次上海之行，成为毛泽东彻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转折点。两个月间，他频繁拜访陈独秀及《新青年》杂志社，讨论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毛泽东回忆“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坦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并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之后不久，陈独秀等人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一年后，毛泽东作为代表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重视农民问题，推动工农联盟的发展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签订国共合作的协议；6月，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以国民党员身份联名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执行委员会。

  1924年2月底，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地址在环龙路44号。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暂代文书科主任。在执行部任职的共产党员，还有恽代英、罗章龙、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向警予等。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执行部设立的六个部门里，包括工人农民部，主要以工人和农民为工作对象，发展工人农民入党，贯彻“扶助工农”政策精神，创办工人夜校，向工人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提高工人的革命觉悟。毛泽东虽不在工人农民部工作，但对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能有这样的意识，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在国共合作之前，共产党在工人方面的工作屡遭失败。比如，1922年9月，毛泽东组织的岳州工人罢工，遭到北洋军阀的残酷镇压；1923年2月，粤汉铁路工人运动被镇压，湖南省省长宣布工会为非法，工人运动损失惨重；同年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以避免遭到逮捕，湖南的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潮，农民工作一度被边缘化。

  毛泽东回忆：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尽管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农民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意义。因此，他不断地提出自己的农民方案，强调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应该与俄国革命有所区别。

  最终，中共三大通过了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强调了“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1924年1月5日，邓中夏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介绍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两处农民运动的情况，“由上述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1924年，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湖南“养病”。其间，他开始把农民组织起来，将理论联系实际。他回忆，这次到韶山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他自豪地说，“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1926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

  9月1日，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再次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1927年1月至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同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以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

  伴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问世，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运动在客观上形成了燎原之势，“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这一年，由于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8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起义。9月9日，湘赣边界的农民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秋收起义应运而生。

  秋收起义意义非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实现了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一次伟大飞跃。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切与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思考与沉淀有着内在联系。

  大同幼稚园

  大家与小家、前线与后方，一起共克时艰

  1930年2月，在上海圣彼得堂担任牧师的董健吾，受委托准备创办一所幼稚园，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1930年3月，这所取名大同的幼稚园正式开办，起初地址位于江宁路与武定路拐角。然而，由于园址离巡捕房太近，不久便搬到南昌路48号（原陶尔斐斯路56号）的一幢两层楼小洋房里。

  杨开慧英勇就义后，毛泽民打算把毛泽东的儿子送往上海。几经周折，孩子的外婆与舅妈终于在1931年1月把岸英、岸青、岸龙送到上海。此时的岸英9岁、岸青8岁、岸龙不到4岁。

  不幸的是，刚入园几个月后的那个端午，年幼的毛岸龙突然感染痢疾。虽然被立刻送到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但仍然不治，当晚去世。

  1932年3月，由于受到顾顺章叛变的影响，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董健吾遣散众人，并带着岸英、岸青兄弟，住到了霞飞路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店（今淮海中路139号）楼上。考虑到安全原因，当年8月下旬，董健吾将岸英、岸青兄弟送到凤阳路修德里12号，与其子女董载元、董寿琪、董惠芬、董惠芳一起生活。

  在共同生活的几年里，他们搬过两次家，一次在三多里1号（今成都北路532弄3号），一次在斯盛里（今牯岭路51弄10号）。直到1936年7月，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岸英、岸青兄弟被送往莫斯科，才终于结束了动荡艰苦的童年生活。

  当时，他们的父亲身在何处呢？这时，毛泽东正在前线经历着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战役，个人、战友、根据地甚至是革命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1931年6月底，正是年幼的毛岸龙被病魔折磨致死的那几天，毛泽东在前线也处于生死边缘。国民党军调集30万人“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将这些部队编成左翼和右翼两个集团军，并决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一方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捣毁苏区”。

  8月中旬，国民党军发现红军主力的行踪后，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逼近红军集中地，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主力又处于被敌军八个师三面包围的不利境地，是三次反‘围剿’以来最艰苦的时刻。”

  1932年3月开始，岸英、岸青兄弟两人过起了颠沛流离、到处搬家的生活。彼时，在前线作战的红军也频频受挫，毛泽东的想法数次遭到临时中央的否决。3月中旬，毛泽东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中央局多数人受临时中央的影响，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伺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

  5月1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开会，“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作出《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主张继续夺取大城市。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一轮的“围剿”。而6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仍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继续坚持“夺取赣江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的策略。可以想见，当时的毛泽东有多么失落和惆怅。

  父子分隔两地，却共同经受生死存亡的大战。小家与大家，后方与前线，南昌路48号与江西战场，有着惊人的巧合、共同的考验。这让后人在历史面前揪心感慨的同时，更加赞叹革命者的伟大。革命过程中的取舍、得失、磨难和考验，正是对初心、理想与信念最真实的写照。

  这就是南昌路，一条深处闹市却又分外安宁的马路，一条承载历史却又“默默无闻”的马路。这里留下了毛泽东的足迹，也有他的牵挂。今天，以南昌路为中心的革命历史研究与红色基因探寻，有助于还原一条真实、具体的南昌路，也有助于为我们复原一个生动、伟大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