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宜川战役是我西北野战军经近一年艰苦防御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后，于1948年2月至3月发起的一次“围城打援”战役。此役，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先打援、后攻城，歼敌援军数量远多于被歼灭的守敌数量，共歼敌2.9万余人，敌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兵败自杀。宜川战役是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对胡宗南部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一举扭转西北战场形势。

充分考虑战略形势，优选目标。战役发起前，彭德怀认为有两个目标可供西北野战军选择直接南下进攻：一是延安，二是宜川。如先攻取延安，政治影响大，但延安有敌守军整编第17师的两个旅和坚固设防，而我军粮食供应困难，一旦攻城失利，西北野战军将陷入被动。如先攻宜川，则具有较多有利条件。宜川东临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战略要地，被胡宗南视为关中屏障，以整编第76师24旅（欠1团）驻守。与延安相比，宜川敌防守兵力相对较弱，且地处黄龙山区，道路崎岖，有利于西北野战军设伏围歼敌援军。此外，宜川是阻碍黄龙山区与晋绥、太岳解放区之间联系的一枚“钉子”，攻克宜川、解放黄龙山区，可进一步打通与晋西北的联系，巩固后方，形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态势。因此，西北野战军最终决定将进攻目标定为宜川。

周密展开作战部署，分工明确。1948年1月底，西北野战军召开研究宜川战役的作战部署会议。彭德怀在会上说：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胡宗南不会轻易放弃，一定会派兵增援，这正有利于我在运动中各个歼敌。会议经认真分析，认为敌增援道路可能有3条：一是由洛川经瓦子街到宜川，此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但敌顾虑瓦子街以东一段咽喉狭道易遭伏击；二是由洛川、黄陵经黄龙至宜川，路程较第一条远两倍；三是由洛川、黄陵沿第一条路以北的进士庙梁至宜川，此路虽不易遭我伏击，但山高坡陡，重装备行动困难，路程也远。这3条道路，我军判断敌走第一条的可能性最大，且胡宗南刚愎自用，企图兼顾援军与守军，为速解宜川之围，必令刘戡从第一条道路驰援。据此，我军作出立足于敌走第一条道路、兼顾其他两路的战役部署。会议最后确定：先以第3、6纵队各一部围攻宜川，调动黄陵、洛川等处敌军来援，而后集中第1、2(欠骑兵第6师)纵队和第3、6纵队各一部合力打援，最后夺取宜川。

主动掌控战场节奏，诱敌深入。此役，西北野战军制定的作战方案是围城而不克城，诱敌援军出动，先打援、后攻城。当时的第3纵队司令员许光达形象地把此次战役比作是捉老狼：“有经验的猎人，预先挖好陷阱，先掏出狼崽子，打得它嗷嗷叫；老狼一急，不顾一切去救崽子，结果便掉进陷阱。如果猎人一棒子将狼崽子给打死，老狼也就不来了。”

西北野战军此次攻打宜川的关键，在于将洛川的刘戡部队引出来，还不能让宜川守军跑掉。战役开始时要猛攻，逼宜川守军告急求援，待胡宗南援兵出动，援兵急来就慢打，慢来就急打。2月22日，按战役部署，第3、6纵队各一部向宜川方向前进，肃清宜川周围敌反动武装，扫除外围据点。24日，我军包围宜川并发起攻击，27日，突破外围防御阵地，占领老虎山、万灵山等多个要点，将守敌压缩于城内，逼敌求援。西北野战军一部同时进入瓦子街以北地区待机打援。胡宗南为救援宜川守军，急令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部沿洛宜公路轻装驰援。28日晚，我军在打退敌守军多次反扑后，突破城西、城北城垣，守军退守内七郎山，但刘戡援兵行动迟缓，仍未进入伏击圈。根据彭德怀指示，许光达令攻入城内的部队主动撤出城外，以防刘戡以城破为借口率部撤回，同时集中9个旅兵力迅速占领瓦子街至铁龙湾两侧高地设伏，并以一部兵力采取机动防御诱敌深入。

发扬顽强战斗精神，大获全胜。2月29日，敌援军被诱至宜川西南10余公里处的铁龙湾，进入伏击圈。当时，由于连日降雪，部队行动困难，第2纵队因路程较远未及时到达预定位置，第1纵队主动抢占瓦子街南山，彻底堵住敌道路，避免贻误战机。3月1日，西北野战军对敌援军发起总攻，当日17时全歼援军。2日黄昏，我军发起对宜川的总攻，次日全歼宜川守军，大获全胜。

此次战役中，涌现出许多战斗英雄。如在伏击敌援军的战斗中，刘四虎率突击班攻取东南高地，在战友相继伤亡，子弹、手榴弹打光、用光的情况下，端起刺刀只身冲入敌群，接连刺倒7个敌人，全身负伤11处，仍顽强坚持拼杀。

宜川战役的胜利，不仅来源于正确的目标选择，坚决、灵活的指挥，有利的地形和后方广大人民的协助，还得益于1947年冬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运动”的积极作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体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劳动大众而战的觉悟，也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和战斗精神，保证战役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