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国工业比较集中的东南沿海及华中、华北等地迅速沦陷，西南、西北地区遭受日军严密的经济封锁，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几近崩溃，战争物资奇缺，人民生活用品日益匮乏。在此背景下，由国际友人倡议，经爱国民主人士和抗日进步力量共同推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应运而生。其初衷就是为了粉碎日本对华经济封锁和以战养战的阴谋，将全国的流亡工人、难民、农民、妇女、爱国知识青年和各种专门技术人才都纳入工合运动，以合作社的方式，从事日用品和军用物品的生产，以供应军用和民用，形成抗战的经济国防线。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同月，根据周恩来、博古的建议，受中国工合总会派遣，在卢广绵、孙夏威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第一个派出机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和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天星大华手工铁器社”在宝鸡成立，西北工合运动由此发轫。抗战期间，西北区办事处在陕、甘、晋、豫、鄂、绥6省共建立20余个事务所、6个指导站、500多个合作社，社员1万多人，并在凤县创办了为工合事业培养人才的第一所培黎学校——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今山丹培黎学校的前身）。

当时，西北工合在前线与后方均设有合作社进行生产，合作社的业务遍及纺织、服装、矿冶、化学、机械、五金、食品、文化用品、土木石等几大类，产品多达百余种。综合比较抗战期间各地区的合作社数、社员数、股金数、生产总值和贷款额，西北区均居全国第一，为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支持长期抗战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据1940年统计，仅“工合城”宝鸡生产的工合产品，就有65%被运往抗日前线。西北工合运动成为抗战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的经济运动。

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合作运动十分重视和支持。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合作社运动对组织和解放农民、支持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认为合作社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毛泽东还系统论述了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性质、特点、形式、内容及其重大意义，明确提出四项方针：“一是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二是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三是公私两利；四是民主办社。”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兴办了劳动互助、消费、运输、手工业和信用等合作社，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加大对贫苦社员的扶助力度，逐步形成了“公私两利”“民办官助”的特色。从1939年到1945年7月，工合延安事务所共发展882个工业合作社，人员265777名。还创办了一所工业学校，培养了许多懂工业、有技术、能力强的技术干部，为陕甘宁边区化工、造纸、木工、运输、榨油、纺织等工业的建设作了巨大贡献。

地方各级党组织也积极派遣党员和干部到工合中去工作，不少地区的工合事务所由中共党员担任主任，既推动工合运动的发展，又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的工合事务所还适应战时需要，组织战地工合，向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术工人，直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在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中，西北工合最为活跃，其所生产的产品占全部工合产品的半数，为克服战时经济困难、支援长期抗战、发展大后方经济、维护后方社会稳定、传播民主思想、争取国际援助、扩大中国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了突出贡献。